采寫 | 林子人
2017年本科畢業時，徐今今得到一個基金會的資助，展開了一段九國之旅。在一年的時間里，她行走于亞非歐的邊緣地帶，收集了各種流離失所的女性難民的生命故事。這段經歷和那些觸目驚心的見聞，應該怎樣去記錄和創作，一直在她心中徘徊。六七年后，她獲得了一個契機，通過藝術去檢視那段既見證了世間最殘酷的苦痛，又收獲了世間最真摯友誼的經歷。2024年春天，徐今今的首個個展“叩擊”在上海昊美術館展出。
藝術家、詩人亦或紀錄片導演？徐今今不會用單一標簽限制自己的人生。當很多同齡人希望盡早在一個確定的軌道上找到容身之處和歸屬感的時候，她選擇任由自己的興趣自由馳騁。徐今今在艾米莉·狄金森的家鄉上的大學，每天穿過這位美國詩人的故居花園去校園，學習文學和藝術史。她在舌尖上玩味語言的質感，落筆成詩；她被影像藝術的力量深深打動，用視覺化思考反哺詩歌創作。2017至2018年的那次全球游歷結束后，她進入紐約大學攻讀詩歌寫作藝術碩士，師從加拿大詩人、作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徐今今出版了英文詩集《來世仍有歌聲》（There Is Still Singing in the Afterlife），2020年，作為首位且最年輕的非美裔詩人，她獲得美國詩歌協會頭等獎喬治-博金紀念獎。
為何要走遍多國，溯源難民的遷徙旅途？那些女性難民經歷了怎樣的艱難困苦？徐今今向我們講述了她的經歷和見聞，以及最大的感悟：不需要通過記者和媒體之手，而應該讓女性難民自己發聲。
從柏林到曼谷，我看到的難民境遇
我的旅途是從柏林開始的。2017-18年的柏林是很多難民遷移的終點站，那里也有全世界最完善的難民接收系統。柏林不僅是難民最易融入的地方，也是全球年青人喜歡的去處。很多藝術家、年輕人會去柏林，那里自由，生活成本也不高。我們騎個自行車，買塊一歐元的面包就很開心。
柏林郊區有很多集裝箱改造的臨時住所或難民營，一般要換乘多趟公交車才能到達。住在柏林市中心的人可能都沒去過，甚至沒聽過，但我對那些地方非常熟，每條出城的巴士線路我都坐到過終點站。
我故意不與任何機構聯系，與聯合國、NGO或政府組織都不相關。遇到難民營的人，一開始我會說自己是作家、記者或志愿者，但后來我說，我沒有任何目的，就是想來做個朋友。他們會感到莫名其妙，從來沒有這種在難民營閑逛的人。我每天都出現在那里，與他們一起喝咖啡，或者就是坐在角落里等著他們熟悉我、信任我。我發現，這樣反而更容易被接納。他們說，我們已經厭倦了與機構的人打交道，這些人其實幫不上什么，但總有填不完的表格。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個傾聽者，一個朋友。
在柏林認識的朋友會引導我去下一站，教我怎么去找其他的離散者。第二站我去了土耳其。很多敘利亞難民是從土耳其偷渡到德國的，所以我是沿著他們的遷移路線反向回到了土耳其。在土耳其我跟蹤了許多難民的路線，去過土耳其和敘利亞的邊界。
在去到的每個國家，我遇到了因各種原因流離失所的人。當時敘利亞難民在媒體上比較“熱”，各種國家政策扶持也比較多。我發現，中東穆斯林身份的人很多會去馬來西亞，因為馬來西亞是穆斯林友好國家，他們更容易拿到簽證。但馬來西亞也不認可難民身份，只要抓住就會遣返。這些人只好穿越熱帶雨林，偷渡到泰國。雖然他們在泰國依然是沒有身份的“黑戶”，但因為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的一個總部就在泰國，他們就會想方設法在UNHCR報名拿到難民證，這樣就可以正式在泰國住下去了。
但這是一條非常艱難的路，拿到難民證平均要七八年時間，在此期間他們就得躲躲藏藏。沒有合法身份的人一旦被抓，就會被關進移民拘留中心。那是我看到過的最惡劣的環境，幾百個人被關在一個小房間里，擠到所有人都得站著，大家輪流躺下來才能休息。在金碧輝煌的曼谷，有這么可怕的一個地方。一座條件如此惡劣的拘留中心，就藏在有那么多好吃好玩之地的市中心，這種劇烈的反差令人作嘔。
本來泰國只是我的中轉站，但我留了下來，我結識了當地的一批志愿者。他們組織撰寫了拘留中心的人員名單，放在網上共享。每天我們會選擇一個拘留者去探訪，他能出來半小時。在共享的名單上，我們可以看到誰被拜訪過，誰沒有，也有很多人從未被拜訪過或根本不在名單上。上午九點半，我們會在拘留中心外集合，選擇一個拜訪對象，帶一些吃的進去。探訪人員要一個個過安檢，不準攜帶任何電子設備。進去后幾十個拘留者會一個一個出來，我們就隔著柵欄相互喊話。因為每天都去，我漸漸總結出一些經驗。比如拘留中心共有五六個房間，每個房間關著幾百人。我會每天探訪不同房間的人，讓他/她代表所在的房間匯報他們需要的物品，然后我們這些志愿者就會記錄下來，買好物品帶進拘留中心。慢慢地，我發現自己不能走了，因為我是這個通信體系的人肉傳聲筒。
世界上為什么會有流離失所的人？我覺得沒有任何真正的答案。就像飛進蒼蠅網的蒼蠅，只有當它飛進去，才發現自己被困住，永遠也飛不出來。這是一個宏大的、讓人無計可施的狀況?？偟膩碚f，大多數人不會選擇離開自己的家鄉。即使你選擇背井離鄉，那么，到底誰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外籍人士”（expats），誰是“難民”（refugees）？這取決于你的出身、地位和自己國家的狀況。大多數所謂的難民，不是主動選擇離開家鄉的，而是在更大的政治、社會環境的逼迫下不得不離開。
那些離散女性的故事
2017年，就在我離開美國開始難民尋訪旅途的那天，突然得知一個好友去世了。正在趕飛機的我，沒法參加他的葬禮。那年的旅途我一直背負著對這位朋友的哀悼。后來我發現，這種哀傷也是我與旅途中結識的離散女性的聯結點：去世的家人、回不去的家鄉……
在難民聚集點，女性會自發抱團，很多時候也會出現專屬女性的空間。柏林最大的一個難民營設立在泰普爾霍夫機場（Tempolhof Airport），它曾是歐洲最大的機場之一，二戰期間被用為納粹德國的軍用機場，現在已經被改造為一個巨大的公園。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公園的角落里就有一座難民營。難民營里有一個由帳篷搭建的女性庇護所“女性咖啡館”（Women’s Café），你可以去消費，難民也可以在那里打工，賺取的收入會捐贈給那些難民?？Х瑞^里也會舉辦各種工作坊，教授法律、語言等課程。
我在女性咖啡館拍了很多視頻。開始我一直在帳篷外拍攝，我想看看，有哪些人被拒之門外。有意思的是，很多歐洲人、特別是白人男性，會在帳篷外張望，但不敢進去，這有點顛覆了社會中的常規的權力關系。我在拍攝時希望保護那些女性，所以很多鏡頭是黑屏或者只拍下半身，不去暴露她們的臉。
攝像機有時候還能保護那些弱勢女性。在泰國的時候，我跟拍過一群苗族女性，她們是越南的基督徒，被趕出越南后來到泰國。因為沒錢買食物，她們會在早上四五點去菜場外的垃圾粉碎機中翻撿吃的。有一次她們邀請我和一位攝影師去拍攝，我發現，泰國本地人似乎還挺尊重她們的，會給她們菜，她們爬進粉碎機里撿菜也沒有人管。但后來她們告訴我，其實是因為你們拿著攝像機，他們才不會開動粉碎機。一般來說，他們對我們是很暴力的，會驅趕我們，或者開動粉碎機，我們很多人都受過傷。這次幸虧你們保護了我們。
在柏林的女性咖啡館，我結識了一個敘利亞女生Malakeh，我們的關系非常好。她在敘利亞曾是一個小有名氣的廚師，主持過自己的烹飪電視節目，在德國她只是一個難民。但她從不說“我是一個難民”，而是一直堅持介紹自己是來自敘利亞的廚師，夢想是開一家敘利亞餐廳，讓敘利亞人在柏林也能找到歸屬地。其實，沒有哪個難民能坦然接受自己是難民，這個標簽是社會、法律和他人強加在他們頭上的。
五年后我回到柏林，因為只有一天的轉機時間，我就在天氣很冷的路上閑逛，偶然間看到一家叫Malakeh的餐廳。進去后我發現，竟然真是我的朋友Malakeh的餐廳，墻上掛滿了敘利亞詩人、作家的頭像。Malakeh對我說，你看，身后的肖像都是我們的家人，這里也是所有人的家，這里就是你的家。
在印度尼西亞，我認識一些阿富汗難民，其中有個女人已經在印尼待了八年。她非常有能力，能把難民組織起來，給他們傳授生存技能，與聯合國難民署也非常熟，她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信息匯聚點。她眼睜睜看著很多人拿到難民身份，去了第三國家，她自己卻拿不到。她的解釋是，難民署太依賴她了，所以不能讓她離開。她告訴我，身為穆斯林社會中被迫害的弱勢群體哈扎拉（Hazara）民族，她被迫與族人逃到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她的親屬被殺，她又逃到了印尼。但在印尼，她“在緩緩地被殺死”，因為她等了八年還拿不到身份。
我在探索，如何讓她們自己發聲
Thomas J Watson基金會資助我開展了這項難民研究項目。一年結束后，需要用五分鐘時間來分享見聞。旅途中我一直在寫日記，但很多時候我寫不出來，因為太難過，太沉重了。在五分鐘的分享中，我只放了幾段女人的錄音，讓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
我當時最大的感悟是，我不想為她們說話，直到現在，我都在探索如何讓她們自己發聲。我在紀錄片的結尾收錄了來自烏干達的Molly說的一句話。她說，太多記者來詢問過我的故事，他們把我的故事寫進書中，寫在報紙上，但他們從來不給我任何幫助。他們書寫了我的故事，以此剝奪了我的話語權。
這次辦個展，最痛苦的就是整理旅途中積累的文獻，我在電腦、電子郵箱等地方收集了各種文件、圖片和影像資料，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不敢直視它們。那一年我經歷了很多創傷性事件，也感受到許多快樂、幸福和愛。在平常的生活里，比如在上海，我一般不會去和陌生人聊天，但在那一年里，我每天都在和陌生人交流。即使只認識一天，我們都會非常照顧，感受彼此的愛。整理文獻的過程中，我幾乎聯系到了每一個展覽會用到的錄音的原作者，她們得知我在做這個展覽都很激動。從敲定展覽計劃到完成布展，我用了三個月時間，但每一件作品的內容已在我腦子里發酵很多年了。
進入展廳，觀眾會看到一個巨大的“蒼蠅網”。這是名為《如果可以，你會聽見什么？#1》的在地性聲音裝置。在蒼蠅網的不同位置，你會聽到不同的女性心聲。她們被困于無法控制之地，無法理解自己為何來到這里，卻又難以逃脫。
旅途中我收集了很多流離失所女性家中使用的布料，我希望在展覽中做一件投影和這些布料互動的作品。機緣巧合，在做女書那件作品的時候，我需要用樹脂去凝固炭灰，我不小心把一塊布料掉進了樹脂里，拿出來后布料被固化了。這正是我想要的感覺：看上去是柔軟的、在風中飄蕩的，但其實又是堅硬的。投影在那上面，也有不一樣的效果。
我想起2018年齋月期間，我和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茂物郊區一群流離失所的女性住在一起。她們會為逃避現實而睡上一整天。她們說，我們似乎每天都在噩夢和驚醒之間穿越，因為現實比噩夢更可怕。她們沒有正式身份，不能工作，這樣的狀態已經持續了八年。我希望在《如果可以，你會聽見什么？#9》這件在地性影像裝置中表達睡夢朦朧的感覺，用凝固的布料和凝固的記憶，搭建一個能夠供女性暢想的庇護所。走進去，你也會成為這個庇護所的一部分。枕頭、床單和衣服承載了我們最多的記憶，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女性的感知。
中學期間我接觸到了女書，后來我去湖南江永女書村實地探訪，認識了女書傳人何艷新奶奶和胡欣。何奶奶回憶，外婆曾告訴她，“女書是天上流淚的星星。”我意識到，女書不就是用來表達女性聲音的最好媒介嗎？女書不是用墨和筆寫的，因為女人不能上學，她們就把漢字稱為“男書”，而“女書”則是她們自己定義的語言。她們用木條和炭灰寫字，在男人發現之前就把字跡毀去，也因為缺乏證據，女書難以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點讓我感觸尤深——女書的存在就是基于它的毀滅，而它的毀滅是為了保護女性書寫自身。
我與何奶奶、胡欣共同創作了展覽中的最后一件裝置作品。裝置中的器皿與炭灰收集于江永，源自世界各地不同女人的傾訴被樹脂和炭灰凝固成女書，串成“雨鏈”，它們不斷叩擊放置在地面上的器皿，隨著時間推移女書可能會剝落、損壞。這是活著的一個裝置，它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摧毀自己，而叩擊也是一種最根本的、請求被聽見的訴求，一種禱告。
在當年的旅途中，我嘗試做過記者、紀錄片導演、志愿者、翻譯和難民學校老師，但最終，我覺得我最有可能也最有使命感去做的，是用藝術作品和詩歌來為一個集體發聲。
——完——
本文作者林子人，界面新聞記者。
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