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丨閆桂花

對未來的預期越悲觀，人們越不想生育。這一個體的直覺體驗得到了大數據的實證研究支持。在上個月（2024年3月）發布的研究論文中，分別來自荷蘭蒂爾堡大學和意大利博科尼大學的兩位學者，Katya Ivanova和Nicoletta Balbo，利用荷蘭社會科學縱向互聯網研究（LISS）的數據，以處于生育年齡的個體作為重點受訪者，基于他們對未來一代六個不同領域的自我報告負面評估，測算他們在給定年份成為父母的概率。研究結果證實，對未來預期的悲觀程度與生育率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為理解生育決策的復雜性和制定生育政策提供了新的視角。

傳統經濟學家傾向于從經濟成本和收益角度來解釋人口生育率問題。早在20世紀中期，美國著名經濟學家Gary Becker就提出一個質量和數量權衡的經濟模型，強調當生育的成本大于收益，人們就會選擇不生或少生，反之亦成立。這些觀點為過去半個多世紀全球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生育率低迷提供了經濟藥方，如提供生育和育兒補貼、延長產假和生育假、稅收減免等等，但效果總體有限。這部分是因為，生育率低迷并非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變遷過程，近年來，很多社會領域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來自意大利的幾位學者曾以新冠疫情作為自然實驗，發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知可能會推遲人們生育計劃。另外也有學者研究，對氣候的擔憂、經濟大衰退的負面影響等，都是促使一些人選擇不成為父母的重要因素。

Katya Ivanova和Nicoletta Balbo則是首次證實，在做出生育率決策時，社會悲觀情緒是與人們當下財務狀況等經濟因素同等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他們發現，當人們預期未來一代跟當下一代差不多時，根據他們的模型計算出的生育概率是0.09；但當他們認為未來“要比現在好得多”時，這一概率增加到0.15；而當對未來的預期“比現在差得多”，這個概率會降到0.06。研究者仔細控制了年齡、伴侶地位、受教育水平等變量，確保最終觀測到的效應僅僅是因為對未來的社會預期導致的。

考慮到荷蘭受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較小，且在社會福利和政治穩定性表現較好，作者指出，研究若擴展到整個歐洲地區，社會悲觀情緒的負面影響可能會更為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結果呈現了顯著的性別差異：雖然社會悲觀情緒對男性和女性一年內成為父母的概率都有負面影響，但這種關系在統計上僅對女性顯著。這或許意味著，女性更加關注未來一代所處的社會環境和育兒責任，以及女性在做出生育決策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該研究所提的“社會悲觀情緒”指的不僅僅是對未來經濟狀況的判斷，而是一個全面多維的概念，涵蓋就業穩定性、購買房子的可能性、環境與健康、社會流動性以及人與人的關系等等。社會悲觀情緒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經濟衰退、政治不穩定、社會不公、環境問題，都可能導致人們對未來持有悲觀態度。

作者在研究中還提到了一個有趣的視角——科技的發展。引用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話，論文里提到，“現代性”意味著風險叢生的社會，快速的科技發展伴隨著與風險相關的焦慮情緒的激增，而這些不受地域影響，比如核電廠泄露事件。放在當下，對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被拋棄被替代的恐慌，或許也是影響未來預期的一個因素。

除了直接影響個體的生活質量和福祉，這些因素也通過影響社會氛圍和文化價值觀，間接影響個體的態度和行為。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敘事的力量”可能會通過一代人的生育決策而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即越來越多人因為對未來悲觀而不想生育會導致人口越來越少，而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口的減少可能會帶來消費低迷、創新不足、社會凝聚力等問題，讓未來一代面臨的社會從悲觀預期變成現實。

因此，在制定生育政策時，僅靠經濟激勵恐怕遠遠不夠。相比之下，在經濟激勵和社會支持的基礎上，如何通過塑造積極的社會預期和未來敘事，以及如何在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方面做出努力來提升人們的生育欲望，對全世界，尤其是正處于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遷的中國，顯得更為重要。